4月1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理論與思想研討會（第4期）于線上舉行。本期論壇聚焦“貨幣與財政關系視域下的現代貨幣理論評析”，知名經濟學家余永定、劉尚希、管濤、徐奇淵、李黎力聯合解析。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黎力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思想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他指出，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非常規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相結合的寬松宏觀政策的出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更大規模的超寬松宏觀政策的實施，全球的貨幣與財政出現了大轉向。在應對危機和疫情過程中，可以發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緊密配合，兩者之間的邊界逐漸變得更加模糊。

這種邊界模糊具體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對于過去傳統的政府赤字和債務上限這一紅線，出現了上調乃至取消的呼吁；其次，英國央行等一些央行擴大了對財政部透支的規模；最后，過去的貨幣融資或者財政赤字貨幣化等被看成“禁忌”的做法也開始被提及和予以嚴肅地討論。全球貨幣與財政步入新的十字路口，未來向何處去成為當今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報告表示，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十來年中，“低增長、低利率和低通脹”的“三低時代”隨之到來，與之同時出現的是“高債務、高政府赤字、高貨幣供應量”等問題的出現。而主流宏觀經濟學基本上沒有預見到“三低”時代的到來，也難以解釋所謂的“高低悖論”，因為宏觀經濟學通常認為量化寬松以及政府赤字的擴大和公共債務積累會導致高通脹、高利率和政府破產風險加劇的情況。加上之前在預測和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失敗，主流宏觀經濟學陷入新一輪危機。這就為過去長期被忽視的許多異端經濟學流派的流行提供了契機。

在主流宏觀經濟學陷入危機之際，現代貨幣理論對財政貨幣轉向以及“高低悖論”做出了回應，從而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當今最受矚目的、廣大宏觀經濟學家都不能忽視的一個異端經濟學流派。國外甚至有媒體稱當前已經進入現代貨幣理論時刻，而在國內也有學者發起了著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的討論，使得現代貨幣理論的討論熱度和搜索熱度急劇上升。

報告顯示，正統經濟學對于貨幣與財政之間的關系，就是把正統的交易貨幣傳統與正統的穩健或者健全財政傳統相結合。從研究范式來看，是從實物的層面把貨幣和財政相結合，但這種結合本身是相對獨立的。從實物來講，貨幣是特殊的商品；而財政是先收取一些實物，再支出出去，所以二者之間相互獨立。并且在這一范式指導下，制度層面上也是這樣實行的。它認為財政部和央行基本上都是相互獨立、各司其職，財政部負責財政事務和財政政策，央行負責貨幣事務和貨幣政策，二者涇渭分明。既然貨幣和財政從實物的角度來講不相關，那么貨幣主權與財政空間也就不相關。

現代貨幣理論堅持一種廣義上的貨幣分析范式，強調貨幣的重要性。這一理論認為貨幣是經濟中的組成部分，不能先研究實物經濟而后把貨幣嫁接進去。而對于財政同樣如此?，F代貨幣理論認為財政的貨幣化已經改變了財政的運行，所以必須從貨幣流通和循環的角度來研究財政的運行。對于貨幣與財政，該理論沒有采取二分法，貨幣與財政在他們看來內在就存在聯系，而中央銀行對于財政部而言完全不同于商業銀行與家庭和企業的關系。央行與財政部之間的關系是更為密切的，作為貨幣的發行者，它們與作為“貨幣的使用者”的非政府部門具有根本性差異。

在現代貨幣理論看來，由于主權貨幣政府具有貨幣壟斷發行權，因而并不面臨向私人部門那樣的預算約束。所謂的政府預算約束方程不是一個事前約束，只是一個事后的會計恒等式。在這一前提下，該理論選擇的是國民經濟核算和部門收支分析框架。這一框架討論的是不同的部門因為貨幣循環流轉所形成的在存量上、在流量上的一一對應和平衡。從這一框架下來分析貨幣與財政之間的關系，現代貨幣理論會具體討論央行、財政部的貨幣和財政運作背后的制度和實踐，尤其強調資產負債表的會計操作。通過研究這一問題來試圖揭示貨幣與財政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很多富有爭議性的結論。

在對財政貨幣關系的理解方面，正統理解較為消極、被動，因而是狹隘和有缺陷的。首先，在分析貨幣與財政聯系紐帶方面存在狹隘性，僅將其簡化為貨幣融資“禁忌”，并未主動理解。其次，傳統理解忽視或未能刻畫主權貨幣政府行為的特殊性，忽視貨幣主權與財政空間之間的聯系。最后，這一理論體系的分析結論在利率效應方面與現代貨幣運行不一致。

相比之下，現代貨幣理論提出了現代或主權貨幣體系框架，將貨幣與財政更好地聯系起來分析。這一理論認識到主權貨幣政府的特殊性，它并不面臨私人部門那樣的預算約束，并且其運用的貨幣循環流轉和部門收支分析是十分具有價值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理論的不足。

但是現在貨幣理論仍然存在自身不足，尚待深入研究：首先，這一理論在描述、刻畫主權政府行為時缺乏通俗易懂的理解框架，對理解和界定政府行為邊界需要進一步研究。其次，該理論對于市場主體的預期重視不夠。最后，為了理解主權貨幣政府的行為是否就應當將傳統的政府預算約束框架拋棄，還是可以修正和發展。

與會專家對“現代貨幣理論對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形成了哪些方面的沖擊，這些方面的沖擊是不是帶有趨勢性的？”做出解答。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指出當前不是追求一個理想的、十全十美但又脫離現實的理論，而是要用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之前我國一些現實問題的解決，其實也是現代貨幣理論一定程度上能夠加以解釋的。例如1997年由財政部門來發行國債，籌集資金再注資到四大銀行，提升其資本充足率。這一操作是很典型的貨幣融資、赤字貨幣化。實際上，諸如四大行注資以及中投公司成立時所采取的類似政策都沒有帶來明顯的負面效應，更多的是正面效應?，F在我們面臨的地方債務問題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等，迫使我們去思考財政和貨幣的關系?，F代貨幣理論至少為我們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一絲光亮，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進一步探討。過去認為禁忌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可以通過理論創新，來解決當下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所以探討現代貨幣理論不是簡單地去照搬，把這個理論頂禮膜拜，也不要簡單地否定現代貨幣理論，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梳理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關于治理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問題的一系列的思想觀念變化。改革開放初期財政赤字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嚴重，這也使得央行從財政系統中獨立出來。在經歷2008年通貨膨脹之后，我國處于相當長時間的低通脹階段。通過回顧歷史也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第一，中國對通貨膨脹的治理一直比較成功，政府出于經濟實際情況辦事，并未完全按照經濟理論；第二，中國的通脹治理的指導思想來源于自己的實踐；第三，80年代中后期貨幣主義對中國的宏觀經濟的調控，對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發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第四，2002年之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告別短缺經濟，進入現代經濟時期。

通過研究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實際情況，結合MMT理論（現代貨幣理論），可以看到MMT理論的很多觀點具有參考價值。但是從整個理論體系來看，它存在一些比較極端的情況。我們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合理利用這一理論，而沒有必要把許多政策主張與MMT理論聯系到一起。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徐奇淵從四個方面給出了自己的觀點。第一，MMT理論本身也存在一種悖論。以日本為例，日本推行MMT相關政策，需要將經濟環境維持在低利率、低通脹狀態，一旦這一前提打破，那么MMT框架也就不可持續。第二，對于在中國推行MMT相關政策，需要考慮我國與歐美之間不同的經濟環境。具體看來，在進入MMT政策區間時，歐美日政府債務占GDP比例都已經接近或達到100%，但貨幣政策低利率使它的財政赤字空間、政府債務空間能夠大幅提升。但是中國的財政本身，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本身還是有相當大的空間。第三，從長期看，MMT理論使廣大研究人員對債務上限理論進行反思。我們不能被那些過時的、教條的、60%這樣的紅線所束縛，要看到我們的宏觀政策還有很大的空間，完全能夠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的支撐。第四，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是有一定的界限，同時它又有連接點。尤其在國債市場的層面兩個部門合作協調的空間是很大的。

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結合之前專家的發言進行了總結。首先他認為目前全球重回高通脹、高利率時代可能破壞了MMT實施的基礎，MMT現在實施的基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外，卷土重來的高通脹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反思MMT，這也告訴我們要敬畏市場、敬畏規律。第三，貨幣超發不一定有通脹，但通脹一定是因為貨幣超發。

對于中國而言，首先需要總結自身經驗。前期在疫情防控比較有效的情況下，我們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比較克制，這也避免了過度刺激帶來的通脹壓力。對于央行用儲備投資收益上繳財政的相關消息，管濤認為這一措施并不是MMT，也不是財政向央行透支和赤字的貨幣化，而是一個財政政策的操作。但不可否認的是MMT理論對于中國來講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啟發我們要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聯動，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編輯：王禎禎